对话 | 欧阳文伟：高技能人才是大国崛起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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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意见》不仅提出了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还从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技能导向的使用制度、建立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等四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与推进举措。《意见》出台后，在各行业企业、职业教育界等引起广泛关注。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意见》的出台有何深意？作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新政，《意见》有哪些新突破？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于促进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有何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教育大事》专程采访了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欧阳文伟校长。

曾先后担任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主要负责人；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党委书记、校长；2019年11月起，任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2022年9月，欧阳文伟获评为深圳市十佳校长。他从事职业教育逾30年，是深圳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建设者。

欧阳校长您好，首先，祝贺您在今年的教师节荣膺“深圳市十佳校长”荣誉称号。

欧阳文伟：谢谢。我要说明一下，这个荣誉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颁给深圳二职的，我只是恰好在校长这个岗位上。近几年来，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深圳二职全体师生勠力同心、携手奋进，在立德树人、职教高考、技能大赛、就业创业等方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涌现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瑞满、黄炎培杰出教师刘惠敏、“汽修女孩”古慧晶等一大批优秀师生，学校在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和国家级优质中职学校建设中形成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近三年来，学校的中招录取分数线稳居全市中职学校第一梯队，“深圳二职”已经在市民心目中成为一块闪亮的品牌。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办和国办印发《意见》。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意见》的出台蕴含着什么深意？

欧阳文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中办和国办印发《意见》，表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把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高度聚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政策的出台频次明显加快、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这在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中是空前的。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付诸实施；2021年，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5月，《职业教育法》完成自1996年立法以来的首次大修；再加上这次《意见》的出台，彰显了党和国家不断加码赋能技能人才培养的决心和力度。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自十九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等经济强国迅速崛起的背后，无一不是依靠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强有力支撑。某种意义上，高技能人才就是大国崛起的基石，高技能人才队伍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意见》作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新政，您认为有哪些方面的新突破？

欧阳文伟：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两个“高”。一是去年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关注的是“高质量”；二是这次《意见》聚焦的“高技能”。这两个“高”是有因果关系的。职业教育是技能人才的孵化器，没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才队伍的“高技能”。新政提出这两个“高”，我的理解有几层深意：

第一，过去粗放型的、注重规模扩张的职业教育已经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职业教育必须向精细化的、注重质量效益的方向转轨；

第二，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浪潮中，大量低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岗位将逐渐被机器人取代，传统产业工人的价值创造能力正在逐渐衰退，技能人才队伍中，真正能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是高技能人才；

第三，要通过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去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第四，要建立更具吸引力和保障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稳住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心”和“薪”。

与前面提到的两个“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生活中技能人才面临的两个“低”。一是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值低，二是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障待遇低。

关于第一个“低”，更多的是受传统思想和观念的约束。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流传了几千年，在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老百姓都认为，上高中、考大学、考好大学、读研，这是一条成为“人上人”的必由之路。只有成为“人上人”，才能考公务员、才能当高官或高管。一旦选择了职业教育，只能去流水线当蓝领；顶多考一个高职院校，三年之后还是一个“劳力者”。

关于第二个“低”，大多是制度缺陷、缺失和缺位造成的。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技能人才都是走到哪里都吃香的社会精英，八级工的工资比大学教授还高。改革开放之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兴起，用工自主权掌握在企业手中，传统的八级工制度形同虚设，大量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薪酬待遇已经失去吸引力。2021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63.97%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用人单位层层设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纷纷将职业院校毕业生拒之门外，老百姓心心念念的“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破灭，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同感受到严重影响。

中办和国办连续出台的两份《意见》，主旨是用两个“高”去破除两个“低”的束缚。随着新政的逐步落地，必将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我认为这是新政的最大亮点。

当前，职业教育正处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这次《意见》的出台，对促进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有何影响？

欧阳文伟：这次《意见》的出台，与近年来出台的其它相关政策法规是一记“组合拳”。因此，要想深刻理解这个《意见》，也要与其它相关政策法规一起进行研读。

首先是定性的问题。《意见》明确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强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定量的问题。《意见》在目标任务中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

其三是举措与路径。《意见》提出：高技能人才制度政策更加健全、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岗位使用更加合理、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激励保障更加有力，尊重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收入稳定增加。

概括起来讲，这一系列新政主要是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目标的确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二是体系的构建，要系统构建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技能人才可持续发展体系、技能人才认定体系、技能人才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制度的创新，比如重建八级工制度、明确职业院校履行社会培训主体责任制度、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制度、保障技能人才社会保障待遇制度等。

从职业院校的视角出发，我认为《意见》的政策利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意见》指出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采取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同批次并行招生等措施，稳定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近年来，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时常发出“普及普高，取消中职”的所谓呼声，貌似是为民请命，实则是为一己私利博取民众关注的眼球。职业教育“双元制”模式被称为是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即便是在美国，属于职业教育范畴的社区学院都是教育的重要类型之一。为何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职业教育饱受诟病？不是职业教育不好，是过去的职业教育没办好。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一定大有可为。

二是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健全“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八级工制度与职教高考制度是打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两把钥匙，其中：职教高考制度是职校生公平获得学业深造的一把钥匙，八级工制度则是高技能人才公平获得待遇保障的另一把钥匙。只有将这两把钥匙同时使用、并形成合力，职业教育一定会被全社会“高看一眼，厚爱三分”，高技能人才一定会成为托举大国崛起的坚强基石。

三是“允许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创办企业，所取得的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办学经费自主安排使用；公办职业学校所取得的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用于支付本校教师和其他培训教师的劳动报酬。”过去，我们常说社会培训是职业院校的半壁江山；但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培训基本是被非公有制机构垄断了，非公有制机构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其办学特性。这次《意见》的出台，赋予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创办企业的“尚方宝剑”。其社会意义堪比“双减”的威力。

四是中办和国办的两个《意见》，也让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值逐渐回归正常。我之前讲过，普通民众对“教育”的认知和理解很朴实，我的小孩读什么学校有出息，我就认同什么。随着两个《意见》的落地实施，职校生一样可以考公务员，高技能人才能晋升为八级工，拿着比大学教授还高的工资，老百姓还会抗拒职业教育吗？

END

策划、采访：王烨

编辑：小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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